简介：李军洋，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专职副会长、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员

1、北京市国际化大都市，目前中国疫情控制取得明显成效，然而全球疫情持续蔓延。这是北京以及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包括北京在内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那么，对于北京而言，如何在扩大开放与严守国门之间做好平衡？

李军洋： 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承载着国家对外开放和交流的门户职能，疫情的影响成为北京开放和国际交流的一个现实性压力问题，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分析；首先是防控疫情和扩大开放两者不能顾此失彼，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示范之城，更是向世界展示国家对于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和民族精神的窗口之城，必须做好双保障，既保障做好防控疫情，又要做好开放工作；其次，疫情是现实性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时我们需要以充分的预案和有力处置措施，为全国人民的防疫工作树立典范，更是通过首都二字职责，为全国防疫工作打造“定海神针“，同时这也是北京向全世界展示，这就是中国的首都，我们就是能做到，保持开放，同时还能充分有效的做好防疫工作，我们还拥有强大的防疫组织能力，我们能做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通过我们的行动和结果，证明在疫情面前，谁是最优秀的，通过精准施策，做好保障对外经贸合作，为国际往来提供定制服务，不分肤色，不分国籍，没有歧视，无差别的人性化服务措施，开放和交流不中断，让北京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安全之都！

2、北京发布了许多防范境外输入疫情风险，比如无论是否来自疫情严重国家都需要入境后隔离观察14天，但对于短期商务人士则采取了接到定点宾馆检测核算的措施，可以说是没有一刀切。 （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20/0312/76343.html） 那么，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防控措施，这对于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而言，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李军洋： 随着各国疫情的上升，毫无疑问，境外输入疫情风险在持续加大；通过几个时间节点，2月12日来京居家观察，3月12日来京集中观察，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北京对此是有预案，不打无准备之战，按照预测的时间节点结合疫情发展的形势，逐步实施对应的措施，这是行之有效的，临危不乱，更不惧，首都人民群众有信心，国家高层有信心；北京定位于国家的四个中心建设之一国际交往中心，是有两大功能必须做到的，否则国际交往中心的实际成效将大大折扣；一是保障交往的能力，多种应急预案能力，就是如何保障在遇到重大险情时，就像当前的疫情期，如何保障仍能胜任和承担国际交往中心，这是尤其重要的，不能遇到险情就瘫痪，所以需要提升应急预案能力，在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保障措施的“预案仓库”中，准备有各种预案，对应各种措施，提前有各种预演预练，这是首都国际交流中心的长效机制，如果北京仍停留在一个领导一个做法，一切都根据当时情况来制定应急方案，说明北京还不成熟；二是跨部门、跨区域的交往协同能力，国际交往中心的中心词是“交往”，既然是交往，就有来有走，来来往往，涉及到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层面，甚至全国各个省、市衔接层面，需要环环相扣的对接，需要精确的交接，需要强大的有效的协同办公，协同运作的能力。

小到一个单位也是如此，保障交流的能力和协同的能力，是充分体现一个组织的运作效率，如，3月11日，我们协会收到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的外交照会，希望尽快推进我们的会员企业和塞尔维亚项目对接工作，我们结合疫情期间的规定和措施，立即制定接待预案，车辆预案，报备预案，来访人员情况了解方式，办公区，接待区，会议区前后的消毒措施等，各个环节做好把控，充分保障了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工作，得到了塞尔维亚大使先生的高度评价，双方通过本次会谈达成了合作协议，确定疫情防控结束后，立即安排中国企业前往塞尔维亚考察四个生态项目。

3、北京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需要解决城市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在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有何建议？

李军洋：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其治理的有效性、高效性，不仅牵涉到2000多万首都人民群众的生活权益，还涉及到国家对于首都治理成效的成果，精细化管理是重大课题，但是往往提到精细化，都是从上向下的角度来看，是从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明确，精细化，首先要从下向上来看，即从人民群众身边切身角度出发，结合从上向下的即政府的要求或治理的要求，来找到“上下”结合和平衡，精细化不能只是为了管的更细，采取管的措施更严的角度，而是精细化提供服务，精细化选择方式，精细化代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措施；而我们的政府官员，甚至于最基层的公务人员，对这个精细化“管”理解容易执行容易，但是真正去把握精细化“为人民服务”就难，行动中去做到更难，难就就难在这里，去除“官本位”思想多少年了，很可惜，我们北京还停留在这个层面。关键时刻坚持以“人”为本，很难，但是真的很重要，例如：没有搜查令，不经过当事人同意，警察就能以防疫需要强行进入别人家吗？居委会大妈大爷就可以对不符合防疫措施的人骂骂咧咧吗？城管就可以肆意踢翻路边小商贩摆摊吗？一些社区“防火防盗防湖北人”现在又“防外国回京人”，这是中国吗，这是首都人民吗，为什么在“防人”，我们要做的防疫情，对人要有温度，只要有处置措施就可以了；因此，精细化，绝对不能以“管理”两个字来执行，管理是精细化实现的目的；精细化的管理目标，重在依法，重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线基层的公务人员，必须要依法来进行精细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更是贯穿到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基础。

我也一直在思考，在这次疫情应急突发问题面前，我们的依法精神在哪里？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处置措施，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大家安全，为了大家好，但是法治精神并不能因为这个而弱化，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法治，没有未来；比如：我们首都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人大的地方立法，为我们在应急措施，特别是采取一些特殊限制、管制措施，形成法治，有法可依，才能违法必究，为了必究而找其他理由来管或来限制，是不符合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是不是要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使用行政决定对城市管理呢？值得我们深思。

4、北京吸引外籍人才来京发展，在建设国际化社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李军洋： 这里其实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籍人才来京，一是建设国际化社区，因为国际化社区不完全是为了外籍人才来京，而是我们首都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必然需求。

外籍人才之所以要注意一些什么，主要是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与我们有所差别，评价一个城市的成熟，就是开放、包容度有多大，这里就要对外籍人才在中国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给予开放和包容，让他们在此得到长足发展，客观上也有利于城市或国家的建设需要；所以，这里就要在执行工作的人性化措施，就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曾经就反映过的一个案例，世界500强一位外企总裁来北京履职，居住在顺义区中央别墅小区；正好有一天派出所民警带着协警一行2人到小区挨个敲门查防了解住户情况，这个高管所在的国家，警察只有实足的证据或突发事件才会主动上门，警察没有主动上门查防的情况，因此高管就是不开门，警察看到明明家里有人为何不开门，猜测肯定有问题，就加大了要求开门的力度导致问题产生；原本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小区的住户情况，一般物业公司大多掌握，完全可以通过物业公司调研，提前做好小区住户情况的摸查，制定不同的预案，如果必须要上门的，可以通过物业公司提前发一个通知或告之函，预约好时间再上门；不要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代表着政府，你就可以很强势，你要考虑工作的方式是否依法依规，还要考虑目标达成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让目标达成，对象还满意，这不仅是执行者的能力，也是执政者的能力，也是高效管理的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建设国际化社区的问题，国际化社区的建设，首先强调的国际化，所谓的国际化就是适用国际或大多数国家通行的一些规则或办法来营造社区环境，符合人文、人居的特征及要求。现在的问题是硬件，如社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功能国际化了，但是软件，如社区服务、社区治理还是老一套，物业，居委会，街道办，这三者如何国际化？如果这三者还是把国际化社区当成传统小区管理，又谈何建设国际化社区呢？有一些外国友人在和我们交流，也反映了一些北京国际化社区防控工作存在严重的形式化，明明我们住的就是别墅，原本没有什么密集性，但是街道办下发要求给居委会和物业，在小区门口搞集中取快递，人为的增加聚集，而且快递堆放小区门口，大家为了拿快递，也就是刚出门，马上又进门，居委会和物业的人明明都看得见，还要搞来回量体温，大家又要排队，外国友人，打心里就不认同，就认为这是做假，所以这个心态就影响他们参与北京国际化都市的建设，甚至形成了有色眼镜，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重视。

我本人参加了几次基层社区的下沉基层执勤工作，发现现在的温度计都是不准的，为此，通过不同渠道调查了许多小区执勤的温度计情况，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本无法识别体温超过1至2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热时的温度一般都在37.3度到38度左右），立即向市里有关领导发了一个信息；因为室内外温差大，加上不接触测量，现有温度计质量不行；温度计这个医用物资没有统一要求用什么标准的温度计或没有配发的要求，现状是有什么用什么，导致用的千奇百怪温度计，物业公司拿出来的是破旧温度计大多只适用室内或一般适用，根本不适应几秒测一个人，远达不到连续不停测量准确的标准；现在返工复工人流增加，我在现场执勤因为测温问题，人流很容易聚集排队，而实际上也测不准，也不可能为了测准让人流持续增加；现在北京各个关口进京拥堵，每个人要测量体温，一方面测不准，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导致聚集，建议全市对室外环境使用的温度计提出规定要求，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不能因为一个测不准的温度计，导致全市的运转效率被严重压制了。二是，市里提出精准化要求还需要明确基层谁牵头负责，如：我们参加的这三个基层点，面对的社区现状不同，但采用的仍是一个简单流程模式，没有人性化考虑社区对象现状和需要，有的是商住两用，有的是住家，有的是别墅，有的是公寓等，因为性质不同，来往人员的需要也不同。国际化的社区，管理要国际化，措施也要专业化，遇到问题，还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老思路老方法，就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国际化社区了。

5、中国在疫情严重时一些国家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甚至恶言相向。如今中国向许多国家伸出援手。如何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该怎么发展，该怎么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

李军洋：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许多国家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是因为宣传，而是现实比什么说法都更重要。我们不仅有效的控制住了当前疫情，还向意大利、韩国等提供了医疗、物资各方面的援助，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行动！事实胜于雄辩。除了政府层面的行动，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呼吁，我们政府要积极支持发挥民间的力量，让民间组织力量成为国家在世界上另一个实力，包括一带一路，曾经我们和国务院参事一起合作，向总理提出“激活民间力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议都是这个初衷。中国走向世界，彰显政府作用和力量只是一个部分，还有更泛的力量，来自民间，人民强大了，国家才能强大，某种意义上，民间力量成为代表中国人民的自发的国际援助力量，走向世界的舞台才更能证明中国的魅力和责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并进，我们的国际朋友圈也就更大了。国际生态经济协会已经部署在日本联合发起“爱心传递世界”公益活动，中国民间组织在日本的支援行动，包括两部分，一是向日本的两所高校，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学生免费派发中国制造国际生态经济协会捐赠的防疫口罩，二是将在日本的东京街头，组织志愿者免费向日本民众发放捐赠的口罩，代表中国的民间组织对于日本民众的一点爱心，同时也是对当初疫情发生时，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支持的回应，以民间力量支持建立两国人民共同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针对外国人的有色眼镜，我们也要分开看待，对于外国政客利于中国疫情，打压中国，为了搞选票，欺骗民意，这种行径坚决要反对并采取一定程度的反制措施；而针对外国民众的有色眼镜，我们要有对应的事实传播机制，让事实说话。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中的一员，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这也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根本思考。特别是当前，中国本地成长的科技型企业走出去，遇到了很大的压制，我们要认识到，外国的市场开放，是有限的市场开放，是有选择性的开放，这并非只是因为有色眼镜，更是存在规则的限制，了解不充分的判断，规则不对称的防御措施；因此鼓励民间对民间，让更多的民间力量，包括民营企业、各类学术团队等在内，积极参与跨国性的公益性科研，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而共同努力，通过无利益性的科研，公益行动，建立普遍认同共识，为更广泛的合作，为国家与国家的合作，奠定认同基础；坚持杜绝民间出现偏激化，什么某某企业家有钱捐赠给外国，不捐给国内，这种论调，为人类发展做公益，没有国界；中国要发展，就要在社会层面和世界其他国家形成纽带，就要参与帮助为了人类更美好，自然更美好，而打破世界各国交流障碍的行动或措施，如英国维珍集团以民间企业的力量，支持帮助南非原总统曼德拉共同创造无国界的国家公园，保护非洲大陆动物在自然界的自由迁徙，这些世界性的公益行为，需要有中国的企业家力量，而不是在世界上听到的中国都冠以电子购物东西便宜但假货多、娱乐明星多、买足球俱乐部、买房产为代言的企业印象。要想获得世界的尊重，中国的企业家首当其冲，政府不能对依靠垄断地位造就的企业家做大做强之后，形成了事实上在政府层面，在市场层面的赢家通吃，没有核心科技为人类谋福的商业公司，一家独大，这将不利于中国培育更广泛的企业创业和发展，真正世界级的企业家，赢得的是全世界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在本国以富自居，指点江山。

中国需要通过民间向世界各国通过行动，传递谦逊、努力、执著、友爱的精神，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包容、互通桥梁，有能力有实力走出国门的企业，在商不能言商，需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的可持续，灾民，贫穷，疾病而行动。大国形象，是因为拥有人民的力量和世界人民的认同。